瞿鸿机走后，奕劻也拿出来一份奏折：老佛爷，这是京师大学堂丁韪良的折子。
一听是洋人，慈禧精神一振：他有什么事要说？
奕劻道：丁大人说，希望可以在京城建个天文台。
天文台？慈禧问，就是放望远镜的？
奕劻点点头：是的，老佛爷。
慈禧说：丁大人还真有心，我是有几台洋人进贡的望远镜，他竟然主动提出建个天文台保管。不过想想也有点麻烦，不能随时拿来看一看。
老佛爷，不是这意思，奕劻连忙纠正，丁大人是说建个专门观测天文的天文台，就像，哦对了，就像我们的观象台。
慈禧多少有点尴尬，说道：观象台就观象台，说什么劳什子‘天文台’！
老佛爷，洋人都有这玩意，英吉利国还有皇家天文台。奕劻说。
不就是测算个历法嘛，我知道，但我们的钦天监不一直有这功能，为啥还要再建？慈禧问道。
奕劻只好又解释道：不单为了历法，还可以观测天上的星星，而且听丁大人说，这种望远镜非常硕大，能看很远。
行吧，既然是洋人都有的东西，说明差不了。建一个就建一个，让户部拨银子吧。慈禧点了头。
奕劻道：另外，丁大人还提议，观象台可以让李谕来负责。
李谕？慈禧对李谕印象不浅。
是的，老佛爷，丁大人说他在什么天体物理学上造诣颇深，是国内，哦不，全世界最懂此道之人。奕劻回道。
天体？物理学？慈禧显然不懂这个名词。
只不过奕劻也解释不出来个所以然，于是说：可能就是李谕在洋人报纸上发表过的东西。
慈禧不想在这种费脑筋的问题上纠结了：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就照着丁韪良的意思来吧。
一直站在一旁的文渊阁大学士王文韶此时说：提到李谕，我此前收到过来自日本国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的来信，他屡次询问到此人，甚至问及他有没有在朝廷任职。
哦？慈禧眉毛抬了抬，日本国贵族院议长？
近卫笃麿与国内的朝野重臣联系很多，与奕劻、王文韶、袁世凯、张之洞等都有频繁的书信来往。
王文韶说：近卫笃麿在日本国内是十分有影响力的一位政客。
奕劻对王文韶的话表示了肯定：近卫先生同我的信中同样讲到多次李谕，并表示日本国内数个大型财团，如三菱、三井等都对李谕十分关注。
日本四大财团里，这两个是比较早的。
慈禧想不到李谕的能量这么大，有的东西平时不重视，但突然外人表示有兴趣后，自己才会真正关注。
慈禧说道：既如此，更要照准丁韪良的提议。他说的那个什么观象台，快点建好，省得让洋人说我们不重视人才。
奴才遵旨。奕劻道。
慈禧是很重面子的，也很害怕洋人，丁韪良和近卫文磨一搬出来，效果惊人。
只不过不知道能建成什么样子。
慈禧金口一开，观象台马上动工，并且由丁韪良负责采购大型天文望远镜，而另一边，商部也很快批下一块地给李谕作为工厂使用。
徐世昌申请下的地在今天东四环之外，接近东五环的位置，还没有到通州。
北京城历史上一直很小，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前，三环以外基本还都是荒地。
至少北京市公交公司甚至一度认为，三环以外应该算是郊区，按照公交公司的规定，乘坐300路以上的公交车，就必须购买郊区职工月票，而300以下的公交车绝大多数都行驶在三环以内。
那里此前有一些洋人留下的产业，但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了破坏，修整修整后可以使用，起码比重新建要快。
倒是省了不少钱。
徐世昌非常积极，办事也比较利索，立刻撺掇着让李谕赶快招人。
李谕虽然很想说企业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但也理解他们着急图强的心情，于是同意在报纸上登出告示，招纳人才。
招人条件放到后世看起来，就和闹着玩似的，不过目前看，却是万中挑一。
现经由大清商部同意，本人李谕需成立一家现代企业，面向各界招揽人才。需懂得基本的数理知识，并且具备一定的财经知识以及律法知识，最好还能够通晓英文，因将来产品要产销国外。以上岗位皆是公司中高层管理岗位，可以获得优先股。
翻译成现代话，就是最好能有初高中文凭。
李谕在京津两地的《大公报》以及上海的《申报》都发了告示，很快就收到了回应。
谢煜希拿着一封上海来信找到李谕，这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来信，他提到自己的学生对中国自己的企业非常上心，尤其是听到你的名字后，全都要求应聘。
李谕喜道：圣约翰大学？太好了！
如今听过圣约翰大学这名字的国人应该是凤毛麟角了，更别说知道这所大学的具体细节。
但这所大学在民国时期可是号称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。
很多民国时期的大人物都毕业于此校，就比如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，宋家的宋子文、著名学者林语堂、建筑家贝聿铭、民国才女张爱玲等等。
圣约翰大学十分注重英语教学，规定所有科目（除国文）一律采用英语教学，校园内也要采用英语进行交流，圣约翰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教学的学校。
该校的学费非常高昂，民国时期，每学期学费高达两百多银元。所以考入圣约翰大学的都是富家子弟，每到周末，接学生回家的汽车便会在圣约翰大学校门口排起长龙，这在旧上海也是一个奇观。
放眼国内，目前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质量绝对是数一数二。
校长卜舫济是个美国人，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，所以与谢煜希先取得了联系。
圣约翰大学基本也是从他手里壮大起来，他一直当了五十多年校长。
此人实行政教分离，也就是政治与教育分离，主张学生不应该过问政治，反对以学校为政治运动的发动中心。
虽然学生的热情很难压制，不过从后世的眼光看，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。
毕竟学生太热血，太容易被煽动，万一成了愤青就坏了。
不仅圣约翰大学，蔡元培此前任教的南洋公学学生也非常希望助力民族企业。蔡元培更是对民族产业非常热衷，亲笔给李谕写了信。
李谕多少有些受到鼓舞，都是些有干劲的年轻人。
此时但凡受过一点教育的国人，大都比较有爱国心和上进心。
知耻而后勇嘛！
李谕不愿拂了他们的意，决定动身去趟上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