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打开车门说：跟我来。
几分钟之后，我们出现在北方大厦的天台上，站在1809房间位置的上面。
这个地方好啊，僻静，视野又开阔。他说。
我微微一笑。
老弟带我来这里，不是想和我在这里练练吧？他说。
我没有说话，站在天台边缘，低头看着。天台边缘之前绳子摩擦的痕迹还在。
他顺着我的目光看着，不语。
然后，我看着他，说：这下面就是1809房间，就是秦璐遇害的时候住的房间。
他看着我：怎么了？
没怎么！我说。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说：我知道你在看什么，我知道你看到了什么。
我说：我想你也看到了什么。
他说：虽然你差点被怀疑为杀人嫌疑犯，虽然你好不容易洗清了罪名，虽然案子结论为秦璐自杀，但你其实心里还是有疑虑的，你对这个案子的结案结论持有疑心，是不是？
我说：你说呢？
他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站到我跟前，看着我说：老弟，你是党员不？
是。我说。
我也是！他说：作为一个党员，你认为最首要的是要做到哪一点？
讲政治！我说。
回答地好，对，讲政治！他点点头：在我们现实的官场里来说，什么叫讲政治？服从领导就是最大的政治！对不对？
对！我说。
所以，作为这个案子的办案组长，我要坚持已经定性的结论，那就是，秦璐是自杀的！他说。
从他的话里，我似乎听出了什么隐含的意味。
我首先是一名党员，然后才是一名警察，我首先要讲政治，然后才能在讲政治的前提下去办案！他又说。
我呵呵笑了起来，说：你一定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。
说对了，我每年都是系统内部的优秀党员，都是先进工作者！他说。
你坚持了党性，但却似乎没有坚持好原则，没有坚持好做人的良心！我说。
他的面部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：此话怎么讲？
你心里清楚！我直直地看着他。
他仰脸看看天空，接着目光又转移到天台边缘的地方，看着。
半天，他喃喃地说：这里多了一道。
我的心一动，听他这话，似乎他早就发现这里有一道绳子摩擦的痕迹了，我和四哥来过，自然是多了一道。
这个案子是市里高度关注的，市领导要求限期破案，指示要快速结案，好向社会向死者家属有个交代，我的压力很大啊，市领导在施压，那么多上面的记者在盯着，在排除你是凶手的情况下，其他的线索都没有了，或者说是中断了，我要做到讲政治，要对市领导负责，不能久拖此案，既然不能久拖，那么，最好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定为自杀。自杀，是最好的解释，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。他说。
错，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，起码死者家属不能接受，他们现在接受是因为不了解内情，还有，在另一个世界的死者也不能接受！我说。
他苦笑了下：这是我第二次上这天台了。我曾经给领导汇报过这天台上的可疑痕迹，但被急于结案的有关领导断然否决了，说这不能说明什么，办案是不能靠想象的，是不能做想当然的揣测的。
如果这所谓的疑点不能让我直接找到真正的罪犯，那么，我必须接受自杀的结论，必须快速结案，大领导和小领导都急于结案，都急于向上有个交代，所以，虽然我是办案组长，也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服从领导，先讲政治。
听他的口气，在证明我无罪之后，他其实并没有放弃秦璐死于他杀的怀疑，他来过这天台，也发现了这绳子摩擦的痕迹，他有过什么怀疑和推测，但因为领导的施压，因为上面指示要快速结案，他一时不能根据这线索进一步深入获得更多的线索，所以只有不得已而为之。
似乎，他结案也是没办法的，是讲政治的需要。
他看着我，掏出烟，递给我一支，自己也点着一支，狠狠吸了两口，闷声说：在中国，你是知道的，第一公检法司都不是独立的，第二都是要接受党委领导的，这年头，党委干预办案的例子还少吗？这就是中国的国情，这就是中国特色。
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我想这第二道摩擦的痕迹应该不是凶手留下的，至于是谁留下的，我不想说了，我想你心里或许会有数。当然，或许领导说的对，仅仅凭这一道痕迹，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，其实，关键还是找不到这第一道痕迹是谁留下的。所以，我想，对秦璐之死定性为自杀或许也是正确的。
不要什么或许，其实，秦璐的死到底有没有疑点，到底定性准确不准确，你心里是有数的！我冷冷地说。
他看着我：我想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，如果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动，这个案子的结论是不会更改的了，或许，这就是最终的结果了。我作为这案子的直接办案人，我是希望把这案子办成铁案的，不然，就等也是我工作失职，我要负责任的。
从你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，你希望这是铁案，但在你的心里，在你没有泯灭的良心里，你其实还是有些不定的。我说。
案子这样定论，是因为有领导的指示，当然也是有充分的证据，案子最终的结果，一来是办案组的效率高，二来是领导指挥有方决策正确，成绩是大家的，但如果案子翻了，首当其冲倒霉的会是我，和领导是没有关系的，我只能做倒霉鬼替罪羊，所以，老弟，这事我想就不用多想了，我想这案子已经是铁案了。你能洗清罪过不容易，我想你也不要再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了。他说。</p> ', ' ')